□ 張 宏
一、學手藝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春風吹拂下，我的父親背著簡單的行囊來到洋溪老街，向一位修鐘表的老師傅遞上了我伯父的舉薦信，從此開啟了一段拜師學藝的清苦生活。
在洋溪近兩年的時光里，父親除了當好學徒練好手藝之外，總喜歡一個人在新安江里游泳，從老街碼頭游到江南岸，再從江南岸游回老街碼頭，循環(huán)往復中，十七℃的江水帶來的暢快淋漓給二十六七歲的父親平添了不少樂趣。當年的老街，留給父親的印象是“青石板鋪成的街道被村民踩得油光锃亮，弄堂里的百年老房有天井閣樓、雕梁畫棟、飛檐走獸，店鋪的每一塊門板上好像都記載著述說不盡的埠頭故事”。當徒弟的日子畢竟是艱辛的，父親晚上就住在老街上的店鋪里，睡的床是用五六張長條大板凳拼接起來的，給師傅家干些農活自然是應當應分的，師傅做人節(jié)儉，師傅家吃什么徒弟便吃什么，父親說：“吃不飽是常事，也不好意思說，那個時候的年輕人都老實?！?/p>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父親的手藝很快就在楊村橋老街上落地生根。從八十年代初開始，腕戴國產機械表逐漸成為一種時尚，九十年代以來，堂前掛只漂亮的石英鐘成為一種裝飾，父親雖沒有規(guī)劃過自己的職業(yè)前景，但事實上卻在孜孜矻矻地下著“個體經營”的先手棋。早前是在一家國營店里簡單租了一個小小位置修鐘表，而后在街頭的車站前請人搭了一個近6平方米并掛著正經招牌的藍鐵皮棚，最后踩著集鎮(zhèn)建設的鼓點建造了兩層兩間的橋頭店面房。
二、老房子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為支持新安江水電站建設，世居淳安的外婆攜兒帶女編入了近30萬人的蕓蕓水庫移民大軍。當年倉促的背井離鄉(xiāng)，旋即便在楊村橋新家園的辛勞耕耘中淡忘。外婆不識字，不曉得“舍小家、顧大家、為國家”的思想追求，更不懂得助力國家水電建設大業(yè)的精神境界。外婆只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黨和政府讓我們搬家，我們就搬家，讓我們留下，我們就留下，老百姓要聽黨和政府的話?！?/p>
在楊村橋一個叫做高畈的自然村，外婆一家分到一座老房子，泥木結構，三間正屋，兩間附屋，屋后還有一個別致的小院子，院子里的早橘、櫻桃、楊梅等果樹和四季菜蔬曾將我的孩提時代涂滿了繽紛的色彩。父親與母親的婚禮也是在老房子里舉辦的，老房子見證了他們樸素的婚姻和愛情。父親修鐘表的手藝遠近聞名，深受鄉(xiāng)人尊敬。母親是七十年代的嚴州中學畢業(yè)生，回村后當了幾年初中代課老師。外婆曾對我說，之所以同意父母的婚事，主要還是看重父親會修鐘表的手藝。
光陰的流逝，風物的變幻，在這個最好的時代讓人有些目不暇接。父母親和當時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普遍認為“臉朝黃土背朝天”是賺不到錢的，能賺到錢的都是那些會念“生意經”的人，這就是他們對市場經濟的民間解讀。整個八九十年代，“做生意”這個詞出現(xiàn)的頻率遠遠高于現(xiàn)在侈談“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的頻率。修理鐘表以及銷售鐘表類相關商品使一戶普通農家的生活條件蒸蒸日上，而外婆獨創(chuàng)的建筑類名詞“移民屋”，在風霜雨雪的侵蝕下，皺紋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幾乎再不能用任何“粉底”去遮飾了。
三、第一個
父親的手藝成為他張眼看世界的窗口，他時刻關注著國家的政策、經濟的發(fā)展、身邊的變化，他從修理鐘表開始，到敢第一個“吃螃蟹”跑去義烏進貨做生意，自覺地延伸出一條銷售鐘表以及經營其它配套產品的新產業(yè)鏈和新價值鏈。父親以前經常引用鄧小平的兩句名言，一句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一句是“看準了，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他用自己的青春、雄心和奮斗，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乘風破浪，逐漸摘掉了貧窮的帽子，逐步闖出了一條發(fā)家致富的路子。父親有他自己的驕傲。在村子里，父親第一個購買了上海牌黑白電視機，第一個建造了貼著馬賽克帶有前后院落的新樓房，又是第一個搬出老街店面入駐商貿街新店的個體工商戶。
父親的鐘表行業(yè)，能窺探出一個鎮(zhèn)域經濟的興衰，并深切地融入到了楊村橋的城鎮(zhèn)化進程，只有經濟昌榮、集鎮(zhèn)繁華了，人們才會有意識地去買手表、戴手表、修手表嘛！
“志之所趨，無遠弗屆，窮山距海，不能限也。”如今，楊村橋的草莓名揚天下，“復興飲食街，吃在楊村橋”恰似一抹鄉(xiāng)愁，十三個村齊頭并進聚力“鄉(xiāng)村振興”，“接軌高鐵時代，融入美麗城鎮(zhèn)”更是打開了楊村橋跨越發(fā)展的新視野。
偶爾，父親也會不謙虛地說，他曾經是做過楊村橋“領頭雁”的人。
